二次革命失败后，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成立中华革命党，新党章要求入党者签署誓约、按手印并分等级入党，核心以对孙中山个人的服从作为入党条件。黄兴拒绝在誓约上签字，并公开反对此种把个人忠诚写入党章的做法，由此与孙中山发生重大分歧。
黄兴认为，辛亥革命的目标是打倒君主专制、建立民主共和，其精神在于民权平等和反对个人独裁。若把党员关系建立在对领袖个人的人身依附上，就等于回到旧有的“臣民效忠君主”的逻辑，背弃了革命初衷，颠覆了为民主而奋斗的根本理念。
他主张现代政党应以共同纲领和救国目标凝聚人心，党员是因为认同三民主义与共和理想而团结，而不是因对某一领袖个人的盲从。若以个人效忠作为入党门槛，政党易沦为领袖的私人工具，失去公开讨论和制衡，从而可能重蹈专制覆辙。
黄兴还指出，新党章将党员分为首义、协助、普通等等级，依据是否绝对服从来决定参政权，这种人为制造的等级制度会伤害革命同志间的平等情谊，导致队伍分裂。黄兴见证过袁世凯依靠个人权威瓦解共和，因此深知权力高度集中带来的危险，主张党内应容纳讨论与不同意见，以防独断专行。
当时在海外的许多同盟会元老，如李烈钧、柏文蔚等，也普遍反感按手印和对个人效忠的严格规定。黄兴判断，若强行推行此类条款，反而会使原本为反袁团结的力量分裂，削弱护国反袁的整体实力。
孙中山之所以提出个人绝对服从的组织安排，是受到二次革命失败的刺激，他认为同盟会组织松散、欠缺统一权威，是失败原因之一，只有通过高度集中的纪律和对领袖的服从，才能迅速凝聚力量、抗衡袁世凯的强权。黄兴则认为，乱世更不能放弃共和底线，宁可组织较为分散，也不能以牺牲民主换取短期的集权，毕竟靠人身捆绑得来的团结是脆弱的。
两人虽为同一救国目标出发，但在组织路线与民主原则上分歧巨大，争论激烈却非人身仇怨。黄兴坚持维护近代革命中平等反对人身依附的价值，下述的个人效忠条款在后来的国民党组织改造中也逐步被废除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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